（2009年7月14日）
《时事报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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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十七大报告中的两个重要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当中”、“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金融危机后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不久前，美国重量级智库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又提出一个新概念G2，有人翻译为“中美共治”，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而我们始终强调中国的定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看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外国人看中国的差异很大，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社会各方广泛关注。6月30日，我社召开了“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研讨会，请来了7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嘉 宾：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 徐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袁鹏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常务副经理 刘鸿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朱威烈
外交学院经理助理 朱立群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楚树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经理 黄仁伟
主持人：
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
主持人：这个课题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及时。当前，国际上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有很多的议论，5月，温家宝总理去捷克参加中欧领导人会晤，会上温总理特别指出，“中美共治”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总理之所以要这么讲，是因为“中美共治”这样一种论点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疑虑、忧虑，特别是我们的朋友俄罗斯，重要的合作伙伴欧洲国家，及重要的战略基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论调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对我们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所以，总理做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表态，目的就是要尽快把这种论点遏制住，尽快消除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其实有三个视角。
第一，客观地用数字、用材料来看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1978年中国GDP总量3645亿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是30多万亿元人民币，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多，2008年提高到9%。人均GDP1978年只有381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达到22698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1978年只有206亿美元，2008年达到2万多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约2万亿美元，已排世界第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首先取决于综合国力，所有这些数字都体现了中国实力的变化。
第二，中国人怎么看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今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跟10年前、20年前走出去的感觉是大不一样了。但我们感受到巨大实力变化的同时，也时刻提醒自己，我国还有2000多万人没有脱贫，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们还有很多落后的地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很突出等等。总的来说，我们总体上坚持认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三，外国人怎么看中国。外国人到了北京、上海，没有来过的会吓一跳，你跟他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是死活不信的，没法理解。所以，我们看中国跟外国人看中国，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外国人觉得中国不得了了，GDP总量2008年中国排世界第三，2009年我们GDP增长率将会达到8%左右，现在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今年预测是负增长3％～5%，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稳居世界第二，总量将会超过5万亿美元。美国今年可能继续维持在1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上，虽然我们跟美国差距还是很大，但是这种差距在缩小。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乐观的认为在2025～2030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达到美国的水平，保守一点的则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赶超美国。那么，美国人看中国了不得了，所以，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家都提“中美共治”论调。美国这些战略家是在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和未来的前景，以及随之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所以，怎么样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在这样一种变化当中应该让我们的民众，特别是让广大的青年员工，能够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采取的战略举措。
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认识
袁鹏：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现在看法很不一致，这里面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自己肯定不太一样。自己看自己有自我膨胀的时候，也有过于低调的时候。
中国现在有4种身份。第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从普遍的认知来看，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二，我国是崛起中的国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标志之一就是“金砖四国”。第三，我们是世界大国，从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经济规模等指标看，这一点不可否认。第四，我们还是准超级大国，我们综合实力，比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略高一筹。
美国人到底认为我们是哪种身份呢？刚才徐步司长讲了，美国现在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中国，她回国汇报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今后一定不要把中国当做发展中国家了，而是要当做发达国家。这代表了部分美国人的看法。冷战之后，美国人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学者的观点有很多，有人说中国是脆弱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是崛起的，有人说中国是不民主的，还有人认为中国的体制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理性的战略界是怎么看中国的？这其中大概经历了4个阶段，它们分别以4个事件为标志。
第一，1992年召开中共十四大，美国人从此基本上认为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崩溃了。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西方非常担心中国经济体制要走回头路，甚至认定由于政治上的起伏，中国经济可能会崩溃。但是十四大胜利召开，中国不仅没有走回头路，而且把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市场经济写入了国家大战略。这一点让美国人得出了第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崩溃的可能性比较低了。从那以后，美国与中国的对话，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如政治不民主、政治集权等话题上做文章，认为中国政治上可能会出问题。
第二，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新老领导集体实现了平稳交接。美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历史上最有序最平稳的领导层新老交替。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崩溃也不可能了。
第三，2008年美国得出第三个结论，即中国社会也不会崩溃。因为此前美国人关注中国的基层民主、群体性事件、非政府组织、地下宗教等，他们担心中国基层社会会出问题。2008年中国发生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汶 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同时遇到这3件不同类型的大事，一般会出很大的动乱，但是美国发现，一个“异常脆弱”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出问题，反而呈现出相反的结果：民族凝聚力空前高涨；“80后”、“90后”青年呈现出比“60后”、“70后”更加智慧、更加理性的爱国主义；很多非政府组织冲向前台，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所以美国人认为，今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应该重新思考了。
第四，2009年，中国基本上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在金融上相对比较稳定，同时GDP增长率还能保持8％的国家，现在美国基本认为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了。所以，G2论在2009年冒出来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政治、经济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这是G2论上扬的根本原因。否则，这种论调不会从美国最知名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嘴里说出来，也不会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经历了这4个阶段，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在美国已得到了强烈的共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意识到，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不仅离不开中国，更需要中国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如国际气候秩序，虽然美欧一唱一和，但是哥本哈根会议要取得成功，必须中美取得共识；国际安全问题，虽然美俄在谈，但是也必须把中国拉进去，国际秩序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虽然美国认定中国有可能成为紧随其后的准超级大国，但是美国对这个准超级大国还有两种判断。第一，对中国不是很满意。在美国看来，中国政治上不是很民主，经济上不是很开放，外交上不是很负责，战略上不是很确定，对西藏、台湾问题还不是很灵活。虽然中国地位已经提高了，但还有一身的毛病和缺点，所以，美国跟中国的合作是有保留的，同时还在防范。第二，中国与美国还是有差距的。G2不等于两极，中国第二并不等于跟美国老大很接近，至少还差10～15年。这也就是美国敢于跟中国谈合作的很重要的前提。首先，中国统一还为时尚早，两岸走近而不统一的局面美国是可以接受的。其次，中国军事实力跟他相比，有些方面差距还在逐渐拉大，尤其是网络作战方面在拉大。再次，中国国际的话语权、价值观，才刚刚有一点儿声音。最后，中国社会活力还很弱，毛病还很多。假如中国已经发展到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就不会有今天非常火热的局面。所以，对中国的不满决定了中美合作是有保留的，中美巨大的差距决定了美国愿意跟中国合作。而且，在未来5～10年，中美合作对美国来说利大于弊。
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第一，加强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其目的一方面是利用中国帮美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中国跟其他潜在的“老二”结成战略同盟，同时防止那些潜在的“老二”过早地挑战老大的地位。第二，在军事上全面加大交往的力度和深度，尤其是高层往来，其目的是要准确地把握中国战略的发展动向。第三，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合作。一方面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金融和第三产业的合作来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强度。第四，全方位地加强对中国社会和基层的渗透，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军事手段，目的是全方位地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
基于这些新的判断，美国对华战略会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其一，美国将会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力的评估，转向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估上。下一步更关注中国愿不愿意发挥自身影响力、怎么发挥影响力，对美国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其二，意识形态之争，更多地表现在发展模式的较量上。发展模式的较量比意识形态的斗争显得和风细雨，但是会更加深刻和全面。其三，对中国地缘的关注逐渐地由过去全力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开始转向全方位，尤其是加强对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关注。其四，对中国的外交手段，可能由官方转向官民并举，越来越多地以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甚至国内的代理人这种形式，在全面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弱化和改造中国。也就是说，今后美国对中国可能不是阴谋，更多的是一种“阳谋”，不是军事手段，更多的是非军事手段，在跟你进行深度战略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蚀你的意志，弱化你的能力，最终将你的崛起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始终与美国保持一个所谓的安全距离，你虽然是老二，但是跟我还有相当差距。
主持人：关于美国对华的认识以及对华政策，袁鹏所长分析得非常透彻，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优势，所以美国与中国合作有自信，可以主动地打出很多牌。第二，美国现在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如反恐、防核扩散、中东局势，它对中国有很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尤其表现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上，美国深陷经济困境，它认为中国人外汇储备最多，最有能力买美国的国债。第三，美国对中国不放心，导致它对中国的政策有保留，要想方设法来防范、遏制中国的崛起。
非洲国家对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认识
刘鸿武：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总体上是同步的，但又表现出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特殊性。
总的来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最终的目标是要脱离出发展中国家行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脱离发展中国家，加入相对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就会逐渐拉大我们与非洲国家的距离。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很多非洲的朋友包括一些国家重要领导人，他们普遍认为，现在非洲大陆正在面临第二次解放的机会。第一次解放是上世纪60年代，非洲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非洲并没有取得非常明显的成就，所以他们认为非洲应有第二次解放的机会，那就是经济上的解放。而这种经济上解放的机遇来自哪儿？应该还是来自全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使中国对非洲的需求比60年前有了明显的上升，这正是非洲实现第二次解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现在有一个观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没有非洲不行；非洲要实现第二次解放，没有中国或者没有广义的东方世界也不行。这个看法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内部结构性的问题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非洲大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中央领导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胡锦涛总书记一共访问过非洲30个国家，其中当国家主席以来，一共访问了16个非洲国家，而克林顿当两任总统一共才访问非洲4个国家，这其中不是没有缘由的。从数据来看，到2020年中国发展需要的关键资源，其中有40种我们不能完全自给。最近，我去了津巴布韦，看到维多利亚瀑布以后非常震惊，瀑布的水流量相当于长江的8倍，像这种水资源在非洲相当丰富。仅一个刚果金国家，理论上可耕地是18亿亩左右，而我们耕地年年锐减，已迫近18亿亩红线。非洲面积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把美国、欧洲、中国的面积加在一起才2900万平方公里。非洲资源潜力巨大，目前还远远没有开采完毕。
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说过，60年前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中国和非洲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60年后我们重申这种关系再合适不过了，非洲人对中国一直充满着期待。我在南非拜访过一位高级领导人，他说，每年10月1日是中国国庆日，我为你们庆贺，为你们喝酒，我们把你们的节日看成是非洲人的节日。非洲人对中国这份期待，确实足以使我们意识到今天世界格局的变化。
非洲并不是把中国看成是救世主，但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进程为非洲提供了新的机遇。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国家“向东看”的倾向得到加强。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只占埃塞俄比亚所有外部援助的5％，但是埃塞俄比亚为什么还看重
中国呢？梅莱斯说，我们并不是看重你们的援助数量和援助商品，而是在思考另外一种发展模式——非洲有没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来寻求发展。总体上来看，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起步有两个关键性的东西。第一是实现了农村的变革，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第二就是把资源开发利用起来了。非洲除了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性资源，亚非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这些资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现在很多非洲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印度有10亿，加在一起有20多亿，如果这两国中产阶级达到40%的规模，将有数亿人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个规模跟100年前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产生的中产阶级一样，对全球资源将有巨大需求，从而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对非洲资源产生的巨大需求，将会带动非洲的发展。
另外一个变化也非常值得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非洲国家对我们的认知产生越来越大的落差。非洲对中国的期待明显的上升了，他们认为，中国30年前有很大的援非规模，发展到现在，跟西方国家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在对非洲的援助是非常低的，一般估计，我们每年对非洲的直接援助是10亿美元左右，再加上投资，总的来讲达到了30亿美元。这个援助规模跟我们庞大的经济总量是非常不相吻合的，所以非洲国家认为，中国说得比较多，战略上强调的比较突出，但是直接的援助是不够的。现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都是单独的援助部门，英国、法国都有一个发展部，专门用来发展援助，中国基本上是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三个部门来管，每年外交部提出一个想法，财政部做预算，由商务部来推行。他们就觉得援助怎么能放在商务部、财政部呢？因为商务部、财政部是要考虑经济回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现在考虑我们对非洲援助的政策要不要做一个重大的调整。1996年中国对非援助出现了结构性变革，过去对非洲的援助不计较经济回报，1996年以后提出要互利共赢。我们每援助非洲1美元，从中得到的收益是6美元。这种做法并不错，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这种援助方式可以实现可持续性，但是今天看起来，我们必须要对援助政策作出重大的调整。中国应该更多地担当相对比较发达国家的国际责任，否则，从非洲国家的发展来看，他们对中国的期待和对中国满足这种期待的落差拉大以后，中非关系的基础就会发生重大松解。现在中非关系面临着几个难点：
第一，非洲地区一些重大的热点问题，中国的介入是不是应该加强力度？比如说津巴布韦的问题、达尔富尔的问题，还有去年发生的马达加斯加政局动荡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和马达加斯加的关系非常好，去年没想到发生政局的变动。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整个布局就完全打乱了，但是局势变动以后，我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官方的看法，也没有参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对马达加斯加的制裁，所以，他们的反对党对中国的做法有很多非议。
第二，非洲国家的反对党对中国的批评声明显在提升，这不完全是西方在背后操控的原因。总的趋势看，现在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在安哥拉、尼日利亚、赞比亚，中国人的规模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在埃塞俄比亚转机，在机场里面差不多一半是中国人。去的都是中国的打工仔，这些人去了非洲以后对当地的冲击影响确实比较大。再比如，去年在尼日利亚有一个大型项目，我们谈了很多年，后来完全因为公司内部之间为了拿下这个项目贿赂他们的官员，情况披露出来后就失去了这个项目。类似的情况在非洲愈演愈烈，这些都是目前中非关系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最后，对未来中非关系谈几点建议。第一，新时期中非合作总的战略目标、战略定位、合作的原则和体制机制需要重新思考。今天中非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根据变化当中的中国与非洲对中国的期待，重新思考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结构、性质和意义。第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新时期西方大国和国际组织对非的多边合作趋向，中国必须适当地参与国际多边合作，走出过去那种单边和双边的格局。我们对非洲的关系不能理解为只是中非之间的关系，应该放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框架中通盘考虑。中国对非洲的外交，2006年以后引起了西方太大的反弹，以后我们要特别谨慎。第三，我们需要对9年来中非合作论坛做一个全面的评估。中非论坛还有没有可持续性，现在看来是一个大问题，胡锦涛主席2006年提出了八项主张，现在已大部分实施，下面该怎么做，中国必须重新考虑构建与非洲合作的机制平台。第四，我们应该构建非洲重大危机的应急机制。比如说在津巴布韦有15万的侨民，我们使馆几乎没有掌控和管理的能力。非洲有50多个国家，我们的使领馆都非常小，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应急机制要早做预案。第五，中国对非的援助必须作出战略调整，既要提升效益，也要考虑援助脱离开与经济直接挂钩的发展模式。第六，要加强与非洲的合作与沟通，公民外交层面需要特别重视和加强。总的来说，现在国内老百姓对非洲的看法落差比较大，对中非关系的认知远远不够，存在很多误区。中国经过30年发展，我们年轻老员工的目光不能老盯着西方国家，应该让更多的年轻老员工关注这些发展中国家，到亚非国家去创业、去发展。
主持人：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着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不能光从发达国家角度看中国的变化，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发展中国家是怎么看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确实像刘鸿武经理所指出的，中国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我们外交布局当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如果基础不牢靠，中国的发展就要面临大问题。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员工，对非洲认识是很肤浅的。而事实上非洲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当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比如说，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能源资源，2008年进口的石油原油占到我国原油消费总量的51%，在我们前6大石油进口产地中，安哥拉排在第二。西方人炒作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为什么要把脏水往中国人身上泼呢，就是因为我们石油公司在苏丹有一笔大买卖，而且非常赚钱，现在我们从苏丹进口的原
油达到1050万吨，苏丹是我们第六大原油进口国，仅次于俄罗斯。所以说，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国际地位，必须要关注到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伊斯兰国家对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认识
朱威烈：今天，世界上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共有57个成员国，约13亿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所在地区，中东伊斯兰国家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因此，可以以他们为例，探讨伊斯兰国家对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认识及其对华政策的特点。
中东伊斯兰国家是当今世界矛盾最复杂、热点最集中的地区。他们在冷战时期，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利用的对象，逐步形成了在大国博弈中寻求生存发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他们与中国，历史有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传统友好往来，当今都同样面临着发展问题。从1956年到1990年建立外交关系期间，政治上的平等交往、相互尊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能源、资金、市场实际上对我们不具明显影响。冷战结束前后，中国遭受西方制裁，欧美资金流入减缓，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纯进口国，在现实政治、经济、能源需求的推动下，我们提出“做好石油美元大文章”的主张，开始酝酿改变对中东外交的“总体超脱”定位。与此同时，巴以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在克林顿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中东政策期间，埃及、沙特等国家，都获得了调整政策的间歇期，出现了“向东看”、发展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政策取向。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经贸能源合作凸显出来。
1999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中埃建立起了战略合作关系，随同访华的埃及主流媒体，目睹了中国的变化，迅即作出了大量报道。时任总统顾问、《金字塔报》董事长兼主编的伊卜拉欣·纳菲厄当年发表的《中国——20世纪末的奇迹》一书，用大量的数字和翔实的材料，向中东国家推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自此以后，中东媒体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展中国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质疑，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列入了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行列。“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成为其全球战略重点，其实质是美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改造与反改造的较量。中东伊斯兰国家除了要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外，更要在布什甚嚣尘上的“反恐战争”中，维护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民族身份和核心价值观。而中国恰恰在这8年中，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胜利完成抗震救灾，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又成为G20峰会和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在新世纪初期取得的这一系列成就，已使中东伊斯兰国家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大国、全世界的工厂，而且是一个在政治领域、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他们必须拓宽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层面，以摆脱相对孤立的处境，维护自己在政治、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利益。在当地媒体报道中，把中国称为“超级大国”，认为21世纪中国将与美国分庭抗礼或联手共治，甚至中国会超过美国的说法，也不鲜见。如果说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主要侧重在经贸领域的话，那么，当地政府和知识精英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经验与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在埃及《国际政治》季刊和巴林《战略研究》月刊等主流国际关系学术刊物上，陆续刊登“中国专集”、“中国专论”等专栏文章，有的阐述中国外交、中国发展历程，如“从僵化到开放”（黎巴嫩）、“从极端到温和”（叙利亚）等评论，主要分析中国摆脱“文革”羁绊走向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也有评论中国与美、欧、俄等大国的关系。总的看，他们一般并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依据的资料大多源自美欧国家，研究方法也多采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但值得指出的是，他们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都看到了中国模式既有别于已告失败的苏东欧模式，也不同于他们眼下不时要面对的西方模式。在中国发展模式中，有他们当前最困惑也最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以本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处理好稳定、改革、发展这三者的关系。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普遍持肯定、赞赏的态度。在政府和精英人士的认识中，一是希望中国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支平衡力量，有助于减轻所要面对的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压力，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社会稳定和当权者的利益。二是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帮助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能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能像西方大国或当年的苏联那样，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援助项目，帮助他们发展。在2001年中非合作论坛和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相继建立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倡导反恐不与民族宗教挂钩，主张标本兼治，反对单边黩武的极端主义。这些政策立场和外交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回应和满足了中东和非洲广大伊斯兰国家的诉求，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在和平、发展、合作、友谊的基调上。
由于伊斯兰国家数量众多，国情迥异，对华政策也并不相同，这里仅择其要者，对其特点作些归纳。
第一，埃及、约旦、土耳其、突尼斯、也门等国，经济诉求突出，盼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希望中国帮助他们兴建特区（如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加大投资，提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有时，一些国家为了谋求利益甚至打一些政治牌，如约旦、利比亚在台湾问题上，土耳其在“东突”问题上。对此，中国领导人、外交部和驻外使馆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第二，以伊朗、叙利亚、苏丹等为代表的所谓伊斯兰激进国家，与美关系紧张对立已持续多年。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奉行大国协调合作政策，视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客观上已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对此虽能理解，但啧有烦言。这些国家的强硬政策，对美欧的全球战略具有明显的牵制作用，在广大的穆斯林心目中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还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他们希望加强与中国的高层交往，尤其是盼望中国领导人的到访，以增加其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和在地区内的影响；希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崛起的大国、强国，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仗义执言，以有利于维护这些国家的主权利益。
第三，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宗教色彩浓烈，又都是油富国，虽是美国的盟国，但又高度重视保持在大国间的平衡外交。2004年7月海合会秘书长携六国财经大臣应温总理邀请访华，签订了经贸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双方又展开建立自贸区谈判。应该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能源合作、经贸往来都进展顺利。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沙特、阿联酋是各国政府中捐助最多的国家；中沙元首3年内3次互访，建立起了全面友好战略关系。目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已迅速扩展至文化教育领域。今年6月9日沙特高教大臣率董事长代表团访华，签署了20多份校际合作协议。大臣在签字仪式上称，目前在华沙特员工为400名左右，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到2000名，这可谓是空前之举。据了解，沙特碍于宗教原因不接受中国在沙设立孔子学院，但沙特将开办3个中文系，以加快培养通晓中国文化、国情的人才。
第四，伊斯兰国家是伊斯兰文明体系的载体，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特色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不断深入，利益交汇越来越广泛，在总体呈健康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中东伊斯兰国家受到西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影响，也不时地出现“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和“中国文化威胁论”等声浪，且有一定市场。其中，有部分中国产品与中东国家产品具有同构性的原因，如中国纺织、制鞋等商品的大量涌入，严重挤压了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民族工业，导致其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也有中国企业获取能源、矿产资源时，在保护环境、帮助当地人就业、提供基础设施援助和慈善事业等方面缺乏应有重视，未能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所致。这些多属于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问题，对中国的形象具有负面作用。
应该说，今天这个课题非常及时而且重要。因为就我个人长期对外接触交往的感受而言，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双方国内知识阶层的相互了解，已经明显跟不上双边关系的发展。在中国国内，不说广大民众，就是媒体或学界也有不少人并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两大派，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等常识。而中东伊斯兰国家懂得中文、了解中国情况的专家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他们最感兴趣的“中国价值”、“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只能通过西方的文献资料去搜集、整理、归纳，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
中国外交60年的巨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朱立群：60年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中国外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宝贵经验。
首先谈成就方面。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已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承认。外交60年来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前30年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鉴于中国在近现代长期遭受列强的压迫，新中国外交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国家利益。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外交重点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国际局面，维护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维护了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中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中国外交6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我们的外交模式，这对于未来30年的外交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接着总结一下外交经验，概括起来有八点。
第一，坚定“独立自主”。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自身独特的悠久历史文化，独立自主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本质要求。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制定，并在外交实践中一步步加以完善的原则，也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道路所选择的。不仅坚持由中国自己解决内部事务，还要坚决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怕鬼，不信邪，对于干涉我内政的行为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我国的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应有之义，符合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外大政方针，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进步的时代潮流。如何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大贡献。同时,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世界洲，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此外，我们的责任还包括维护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
第三，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把中国放在世界当中去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中国是参与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没有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体系的开放，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今天的世界，国际组织和制度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现有国际组织的改革和新型国际组织的建立，将是今后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对多边外交从不了解、到重返联合国、再到参与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经历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重大转变和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也经历了从局外人、到配角、再到主角的过程。中国的崛起正是伴随了这个过程，在国际社会中发展自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也是中国获得正面国际形象的一个关键的指标所在。
第四，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追求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是外交口号，而是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政治基础所在。反对霸权，追求和谐世界，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国际秩序观，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在当代世界，追求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首先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限制大规模暴力的使用和战争行为；其次要促进世界普遍繁荣和相对均衡发展；再次要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防止文明冲突；最后还应普遍提高人权。当今世界上有近200个主权国家，它们的面积、人口、资源、贫富各不相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多种多样。在当今世界倡导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第五，继续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实行过“一边倒”、“反帝反修”和“一条线”战略，在外交工作中存在“以美划线”、“以苏划线”的做法，限制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将在世界上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中国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最具指导意义的外交方针，是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直接体现。正是这个指导方针，才有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不搞集团政治，广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所有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追求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这一战略目标定位为中国减少了敌人、增加了伙伴。
第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之一，这个方针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们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避免了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保持了均衡，保持了一定的超脱和灵活性，不断扩大我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
第七，不断开创了化解矛盾的创新模式，如战略对话，在中国能否实现长期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能否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问题，因而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维护世界和平，保证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必须保持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通过战略对话等方式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伟大创新，这使中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挑战现存秩序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愿意与其他大国协商解决各种矛盾，以和平方式维护和调整现存秩序，在不对现存主导力量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发展自己。这一创举开辟了和平发展的现实路径，解决了历史上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困境。战略对话的开展，实际上就是不断推动“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第八，必须积极拓展各种各样的外交形式，包括经济外交、首脑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军事外交等方面，让外交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全球化日益加深、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往，是完善中国外交的必然途径。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包括人才建设。与此同时，各领域、各层次的对外交往要相互配合，加强协调，讲求实效，才能更好地发挥总体外交的作用。最后谈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对国际国内局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只有正确认识时代的特征，准确把握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时代特征是客观情势的反映，是外交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一直坚持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点，这一时代观虽然对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作用，阻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建立积极的关系。改其相互关系，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为中国调整国家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除此之外，还必须准确把握国家的基本国情。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保障，外交工作的方向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战略目标。没有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在外交政策上就可能是妄自菲薄，或是自高自大。目前，尽管我国已基本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还不够成熟。因此，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第二，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离不开解放思想和开拓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创新之举,没有不断地思想解放和开拓创新，今天中国外交的局面将难以想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在主权观念和实践上、在拓宽外交领域方面、在发展新的安全观念上、在探索新的解决争端的模式上、在处理大国关系的方法上、在挖掘传统文化思想并使之在对外关系中发扬光大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发展，形成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思想、新手段、新模式。中国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而是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模式，很好地体现了外交的均衡性、实践性和关联性，从而极大限度地扩展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第三，从长远来看，中国外交还必须占领文化高地，从理念和价值观上争取世人之心，从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支撑长期的和平发展。外交的大作为，需要高瞻远瞩，放眼全局，需要大思维。
中国外交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反抗、革命到融入的过程。我们在斗争和反抗中，争取自身的权益和独立自主；我们在融入进程中，调整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利益。在60年的进程中，我们还没有更多的时间认真系统地思考我们的国际秩序理念、价值观和构建方法。今天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已经向中国外交提出了这个问题。“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国际秩序理念，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面临困境、民主和福利制度遭遇困难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秩序理念受到了举世瞩目。但是，“和谐世界”的构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的发展，特别需要从道德基础和现实路径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地构建。当我们的“和谐世界”理论完整出台容的姿态为中国的发展服务，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主持人：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根本的目的还是要落到怎么样来更好地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样更好地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怎么样更好地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朱立群 教授总结的八条经验和三点启示，对我们理解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表现及突出特点
楚树龙：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较为显著
和重大的变化。
第一，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提前12年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国际舆论不仅关注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中国军事、科技等实力的上升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军事上，美国国防部认为，20多年来中国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么大的投入，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军事活动范围扩大。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现在有的国际会议，直接用中文来交流。无论是来中国的人，还是研究亚洲问题专家学者，包括美国财政部长都能讲汉语，这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一些主要盟国的反对，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所以奥巴马、希拉里、佩洛西，走遍世界都要“倾听”，他们现在外交的重点是要改变美国在世界的形象。在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同时，俄罗斯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下降，其经济实力正由二流国家沦为三流国家。普京2001年曾说，10年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苏联的一半，10年后俄罗斯的实力是中国的一半。2008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一半的一半。日本近20年来经济停滞不前，国内改革步履维艰，实力地位不进则退。欧盟进入新世纪后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勉强维持低速增长。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现在讲“金砖四国”，实际上四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那三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加在一起才相当于中国，甚至还差一点儿。
第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银行系统的充足资本，使中国成为危机中世界少数的中坚力量。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海外收购非常活跃。
第五，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联合国维和、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由问题的一方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方”。
第六，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因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总体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西方主流舆论中没有根本改善，其基本面仍然是负面的，这在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毒牛奶”和“毒饺子”等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世界的形象有两个：一个是强国，越来越强；另一个是“坏国”，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是世界的主流，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法制、没有信用，这是西方世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性视角
黄仁伟：我从4个方面简要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一、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回顾
182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2008年，这一数值约为9％；到202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中国占世界经济份量可能恢复到25％。也就是说，近200年的时间中国的发展历程呈U型，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过程。
1．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和“天朝大国”的双重角色。
2．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是战胜国，却被作为战败国来处理，第二次则不同，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
3．冷战时期，中国是雅尔塔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最早打破雅尔塔体系，最早走出冷战格局。
4．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从单项的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再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完全与世界接轨，这是中国进入世界体系非常关键的阶段。
5．2001年“9·11”事件到2008年“9·15”金融海啸，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角色。“9·11”之后，中美确定了新的战略共同利益，而且逐渐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到了2008年“9·15”金融海啸，中美之间战略共同利益的结构性发生转变，从过去中国单方面地依赖美国，变成中美相互依赖，甚至在危机中美国要更多地依赖我们。
6．如果还要延伸的话，2020年到2050年中国可能成为改变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之一。
二、国际体系转型对于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机遇
一是整个国际体系转型是和平转型，而不是战争转型，这个和平转型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对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是非常有利的。
二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在缓慢地走向衰落，但仍有相当大的主导能力。美国缓慢走向衰落的过程，正是中国崛起的机遇。
三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不管G8还是G20，都摆脱不了联合国体系。无论未来世界是什么体系，中国在里面都将唱主角。
四是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这些国家积极合作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合理权益，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寻求以协商与合作来修正国际体系，构建国际机制。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五是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中国未来崛起后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都是建立在和谐世界的框架里，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而且不会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难。实际上这就是和平崛起的要义所在。
三、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障碍和挑战
这些障碍和挑战是我们今后20年中影响我们地位变化，甚至会导致我们上升过程中断。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一是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结构的低层次。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要反复地讲，要让全世界充分地认识中国的不平衡性，只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绝对不是中国的全部面貌。经济总量的低层次是中国的特征，中国目前是大国但远没变成强国，要把低水平的量变成高水平上的量，这个问题很大。
二是中国存在各种形式的潜在社会危机。这些危机我们不能小看，如独生子女造成的年龄结构问题，今后中国的劳动力也许会严重短缺，劳动力价格急剧上升，我们所有的竞争力全部改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是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和内外统筹能力的不协调性，包括各个部门统筹能力的协调，这样的制度建设往往都滞后。
四是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的脆弱性。我们要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或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我们要高质量地成为第一经济大国，资源上和生态上都不能支持。
五是我们周边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和多变，像朝鲜和巴基斯坦，谁能预料到它们今后政局会怎样。也许有一天我们被核武器包围了，也可能周边海洋问题变成尖锐问题，也可能生态恶化导致周围国家对我们产生敌对情绪。因为所有的亚洲大河都来自中国，中国如果破坏上游，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受难于中国，现在哈萨克斯坦就在跟我们抢水源。
六是中国统一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解决达赖问题、台湾问题都是长期性的问题。
七是跨国非传统安全和国内矛盾结合的危险性。
八是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利益冲突并存。随着我们个子越来越大，战略空间越来越大，战略冲突部分会上升。这一块必须尽早地考虑，一是要预防这类冲突。二是要使共同利益的增长快于战略利益冲突的扩大。
九是全球治理能力和国民素质的准备不足。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普遍是国民全球意识不足。今天国民大规模走出去带来的危机，都是因为我们国民素质跟不上。“国民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但是中国上升的速度太快，时间只有8年到10年，最多20年。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培养三代人的素质，那能不出问题吗？虽然这些问题很多不是国家行为，但是国际社会统统归结于中国的国家行为。
四、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方向和路径
第一，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第二，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利益。
第三，量力而行，有所作为；不挑战霸权，不急于称霸；主持公道，保持平衡。过去我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现在应该转变为“量力而行、有所作为”。根据中国的实力，我们应该做多少就做多少。主持公道、保持平衡，反霸是要主持公道，但是反霸也不能过，需要保持平衡。
第四，渐进改革，兼顾各方；立足当前，放眼长远。
主持人： 黄仁伟 教授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回顾，现在看中国国际地位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回过头去看看100年、200年以前怎么样。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每在重要的时刻，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及时地调整了政策，顺应了形势的变化，维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同时，我们也有一些问题需要面对，到底怎么样面对我们过去近100多年的历史，怎样面对现在我们认为很不公平的国际秩待我们青年员工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进一步解决。
链接一：G2说的提出与热议最早提出G2构想的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2008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之时，伯格斯登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应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中美两国集团格局，两国“共享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地位”。此论一出，立即得到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教授的赞同，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反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前夕共同发表署名文章，支持建立经济上的中美G2，并主张以此引领G20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在担任美国布什政府副国务卿期间，佐利克就提出中国应成为利益攸关方的构想，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林毅夫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全国人大代表。佐利克的美国背景和林毅夫的中国背景，使得G2说愈加扑朔迷离，似乎具有了某种暗示意味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推波助澜地引发了人们对G2说的过度解读和无限遐想。
G2说一出炉，就触动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敏感神经，欧盟、日本、印度和俄罗斯都表示担忧甚至反对。面对G2，欧盟及其各成员国的心态最为复杂。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享世界经济领导权，让中国部分取代欧盟地位，这意味着欧盟搭乘美国班车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的特殊地位将日渐丧失。然而，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人很难说服自己相信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已经超越了跨大西洋关系。因而，欧洲政治家和媒体大都对G2概念采取了“冷处理”的心情。日本则对此反应强烈，因为他对与美国同盟关系的信心显然不如欧洲人那般充足，其政学两界和媒体都担心G2会导致日本被边缘化，甚至丧失其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无奈的日本人于是提出了建立美、日、中“G3”的主张。将中国视为重要竞争者的印度反应最为敏感，反对也异常激烈。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美分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所谓中国“提议”，就反映了这种过度敏感的心态。俄罗斯的反应相对更为理性，但是同样保持着高度关注。（蔡微微，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6月2日）
链接二：中国对非洲投资正面评价渐多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投资历来是国际舆论关注焦点。过去“新殖民掠夺”等负面评价不绝于耳，但近年来正面好评渐渐涌现。和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一样，中国经济利益在非洲的急剧增长也在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引起震动。过去一段时间，负面评价居多。西方一些政府和民间团体指责中国投资开发掠夺非洲资源、破坏环境，不加限制的援助和贷款阻碍非洲法制建设和人权改善。有人甚至把中国的活动和过去的殖民主义等同起来。
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非洲项目主任彼得·路易斯认为，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的研究日渐深化，随着中国的投资行为和国际公认的准则日益接轨，国际上对中国的好评也开始渐渐涌现，“这种观点在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接触时多了些深入细致的观察，少了些苛责，包含了一些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包括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注入新的资本及给非洲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中国成为非洲可靠的消费市场，以及确实成为非洲许多国家开发和生产方面的合作伙伴等”。长期在世界银行担任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欣 丁 博士，高度赞扬中国在非洲开展的以基础设施换能源和矿产的贸易项目，他认为中国的做法让非洲把潜在资源优势变成现实资本，对改变非洲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大约需要350亿美元修建能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50%以上或至少200亿美元来自于非洲地区以外。世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每年至多能提供20亿美元。所有同非洲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至多能提供10亿。除了这30亿美元之外，大约每年170亿美元的投资要靠中国来发挥重要作用”。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能源项目研究员爱利卡·道恩斯不否认中国投资对非洲发展的正面影响。但她指出，由于其他投资国因人权、环境和安全等方面考虑拒绝在非洲投资，所以中国“以基础设施换资源”的交易许多是在没有或缺乏竞争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与其说是双赢，不如说对中国更为有利。专家们指出，尽管中非贸易进展顺利，但今后在人权、环境及投资安全等方面将遇到更多挑战。
（摘自《环球时报》，2009年4月2日）
延伸阅读：
赵可金，《西方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偏见》，《红旗文稿》，2009年5月13日
吴建民，《中国外交60年》，《时事报告》，2009年第六期
汪嘉波，《“中国模式”缘何对世界充满魅力》，《光明日报》，2009年6月27日韦弦，《“中国影响论”露出端倪》，《参考消息》，2009年7月7日报：云山同志，部务会议成员送：部机关各厅、局、室，机关党委，各事业单位，中央文明
